话说战时上海有种行当叫人力车夫，就是拉黄包车的。没人知道黄包车是怎么兴起来的，想来总是和那些外国租界有关吧，总归确不是上海一古以来就有的。如果黄包车是从洋人那传进来的，那拉黄包车的可是绝没有一个外国人的。上海的人力车夫大多数是江北的，鲜有本地人。但任长兴就是其中一个。

任长兴今年二十三岁，从小在静安寺不远的一个石库门里长大，可算货真价实的上海城里人。可惜从小家境就一般，母亲早年病逝，父亲在任长兴十二三岁的时候也被厂里请退了，一直再找不到工作。任长兴倒是比一般孩子长身体的早，十来岁的就已经是成年人的个头和身板了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孩子也算懂事，看家里的情境不是什么长久之计，于是委父亲借了几个亲戚的钱，加上点家里的积蓄，买了部人力车，做起了拉黄包车的生意。

“小倌，去火车站。”来人是个衣着颇为考究的男子。三十来岁的光景，戴了副镶金边的眼睛，手里提着两个大行李箱。

“好嘞。去火车站八角钱，先生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先生真是爽气。先生车里请。”

任长兴见拉了个不计较价钱的客官，心里也是欢喜，边说着就边用搭在肩头的白毛巾掸了掸车里的座位，又顺手提过坐车人手里的行李箱，在车里小心安放好。看那男子在车里坐稳当了，任长兴就拉起车小跑起来。

要是你见过几个拉黄包车的车夫，你就知道这拉车不是个简单的活。人力车夫没有一个不是黝黑精瘦的，这都是年年月月风雨里来去，太阳下暴晒，每日跑上几十上百里的印证。任长兴自然也不例外。他长到二十来岁，个子虽比普通人高出一头去，身板却是瘦得出奇，前后贴得就像厚没过几寸的屏风，胸前的肋骨也是根根可见。加上他肤色炭黑，跑起来一双大脚板啪啪作响，远远见时竟有几分怖意。好在他面相颇善，又常脸挂笑容，倒也不真的吓跑客人。

“要上坡了，先生坐稳。”任长兴加紧脚步，快蹬了一段，一口气冲上了二十余米的桥面。车子到了桥顶，他才长喘了一口气，把步子稍稍缓了下来，然后慢慢控制着速度踱下桥去。

今天这活要是换作七八年前的任长兴是绝计做不来的。那时他虽有成年人的个头，气力可是远比不上的，非但一跑得时间久路程远了脚下就吃不住劲，手上也是吃不小的苦头。旁人不知，以为拉黄包车都是靠脚上的力道吃饭，手上的功夫却也是一样的要紧。上坡要拉得动，下坡要撑得住，跑得再快，这提着车档子的两个手臂也不能抖落得太厉害。这在上陡坡的时候尤难，常人遇这种情况时，总会忍不住地弯曲关节抬高手臂，夹紧身体好借些力道，脚下也好跑得自如些，却不知这车档一抬高，后面的车厢就极容易晃得厉害。要是不巧坐了个颇为金贵的千金小姐，估摸着这个时候“你这个死赤佬”之类的难听话也要扔过来了。任长兴砸过好些桩这样的生意。有次最差的拉了个胖警察，好不容易到了桥中央正想小歇一下，胖警察跳下车，对着任长兴的后脑勺就是一计掌掴。任长兴的耳朵因此嗡嗡响了大半天。当然，那笔车钱也是没有收到了。

人力车夫们活在社会最低层，多是韧性惊人。任长兴刚才那一段能拉得如此平稳匀滑，好像平地一般，自然是拜这些被掌掴骂叱的经历所赐了。他那时又是少年，教训学得就更是刻骨铭心了。

虽然是车夫，任长兴却又不觉得自己和其他车夫完全一样。拉洋车这行当，十有九八是家传的，家里多是几代没受过教育，做不了其他，就都只好出来拉车。他们的智识自然算不上深，在五方杂处的大上海营生的街头智慧倒是代代相传，把他们最终染得一身贪狠，粗蛮的习气。在下雨天漫天敲竹杠——由东岸摆到西岸，也要两毫钱；和送客的主人说定一个价，回头和客人抬要另外一个价钱，都已是司空见惯。更不用说客人说拉到某弄，他们就只拉到弄口万不肯多走一步的行业“标准”了。任长兴总算还读过几年书，入行时已是少年，心智竟也未受这种种邪气的浊蚀，每每与客总是公道为先，也绝无欺瞒敲诈势利的作为，天长日久，也竟有了些回头的客人，哪怕是一群黄包车夫在等，也要点任长兴来拉。任长兴尝到甜头，原先无意识的端为于是也渐渐变成习惯。其他车夫免不了也有些眼红任长兴，不过都当他年纪尚浅，彼此又都生活不易，就也不曾为此难他。

“这位先生去火车站是要出城啊？”看下了桥这一段都是好走的水泥直路，任长兴也试着和车上的客人攀谈起来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生意吗？”

“不是，就去南方一趟。”车里的这位先生却好像意兴阑珊，沉然了许久，大概总觉得这样截然结束对话有些失态，才幽幽说出另外一句：“上海城里，最近总是不太太平啊。”

“噢。”见客人没有聊天的意思，任长兴也就只应了一声算作答复。

任长兴嘴上没再说什么，心里却就这个客人讲的话盘算开了。不太平？什么不太平呢？是说革命吗？他们计划的这次革命？！

任长兴最早是从他拉的一个客人口中听说革命这个词的。他当时在淮海路西路上拉到这位客人，这先生身材中等，宽高额头，双眼炯炯，虽看上去人至中年但仍难掩风发的意气，一路跑来跳上车就招呼着让任长兴快走，也没说去哪，就说挑小路走。没等黄包车串了几个巷子，拐了几个弄堂，这客人就又自顾自地大笑起来。任长兴觉着好奇，就忍不住问，“这位先生笑什么呢？”

“哈哈，笑这些虾兵蟹将又要摸不着头脑了。”

“是有人追您吗？”

“就几个警察，不足挂齿。”这个先生低头约摸数了数怀中揣着的一叠纸，又笑而说道，“哈，今天又发出去好多些传单。这革命的浪潮，怕他们是挡不住啦。”

“革命？”

“对啊，革命！你识得字不？”这客人话音澎湃，转而问任长兴道。

“小时候上过几年书，认得一点吧。”

“那也给你张，看看！”说着就抽出一张，把传单伸到任长兴手边。“大，革，命”，任长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传单上大号的印刷体。

“对，大革命！”车上的先生愈发激动了，“这会是一场从社会最低层发起，波及所有人的革命。届时无产阶级的大旗会到处飘扬，九州大地将风起云涌！”

“小师傅，你也来加入我们吧。”

“我？…”不知是仍感染在这激昂的情绪里，还是邀请有些突如其来，任长兴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“想想吧。我要先下去了。”这位先生也没等任长兴停稳，就从车上一跃而下。“您的车钱——想好了，就去怀宁巷79号，说是仲先生介绍的。”

“好…仲先生…”待任长兴回过神来，仲先生已经走远了，一边走一边随手把传单递给两边的路人，但他似乎仍不满足这样散发的效果，竟跑到临街一家咖啡店的二楼，坐在窗沿上，向着街面上抛起传单来，一面高喊道，“国之将倾，人人是为志士——革命，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啊！”

“革命…”

那时远处的任长兴望着天空中纷飞的传单久久出神。革命。这简单的两字，此刻竟在他胸中，如浪潮般翻涌起来。任长兴虽读书不多，却从未只当自己是个人力车的车夫，和那些一字不识，为生计而苦的同行相比，他总感觉自己有更重要的事业要做。任长兴又看了看刚才仲先生传给他的传单，大，革，命，他读着，竟觉得三个字背后似乎蕴藏着风云际会的力量——或许，这就是那个机会？

任长兴想着想着就已经到火车站了。他不常来火车站拉客人。这火车站，也实非他这样才拉了六七年洋车的年轻师傅会来的地方。火车上下来的旅客，多少总带些行头，很多又要走远路，若要坐车，这纳捐自然也水涨船高。黄包车夫们也懂得这道理，于是竞相地都来火车站兜生意，这竞争发展到最后，竟变成少数入行很多年头，在同行中有些威望和人脉，又或是有一股地霸恶劲的车夫，把车站垄断了。他们也不真的跑生意，在车站拉了客人，出了站门，就在马路上转手把客人盘给早等在那的熟人。一日终了，这受盘的车夫，再按当日收成的数目，提出利润给接到生意的车夫。任长兴在行内虽没有仇人刁难，朋友却也自然是算不上的，人脉就更为不济了，来了火车站也没有人盘客人给他，于是干脆不来凑这份热闹。

火车站实在是一个三教九流云杂的场所。一面是衣着入时的达官显贵少爷太太们，有私家车夫扶门，从千篇一律的黑色小洋车里上上下下，一面是衣不裹体的乞丐们，看哪位显富的客人出了站下了车，就蜂拥而上，奢望能讨得几文铜钱。若是哪个好心人施了几枚铜板，想了了这个麻烦，却只会招来更多的乞丐，将他围得寸步难移。通常在车站广场上巡查的警察会在这时赶来，凶神恶煞地将乞丐喝得四散去，偶尔遇到几个顽固的，则痛打脚踢一番，直到他们讨饶就范为止。然而不管乞丐们如何难缠，警察也绝不会逮捕他们的，大概也是不想无事可做吧。各种贩卖人力的是广场上的另一大人群。黄包车夫，搬运工人，擦皮鞋，吆卖日报的，都要算在其中。他们的境遇虽然好过乞丐们许多，但骨子里头还是一样，要看别人的颜色行事。广场的北侧，有用沙袋堆的一个机枪堡垒，每逢卸装军用物资的时候，就会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机枪位上，人人脸上都是如临大敌的表情。只有这时广场上才会萧敬下来，你甚至可以听到月台上往火车头里装水，冒出滋滋的蒸汽的声音。那异样的气氛，实在是让人想拔腿就跑，却又不敢弄出大动静，好像一跑起来，就会有一颗冷冰冰的子弹射穿自己的后脊梁似的。

“先生，火车站到了。”任长兴把车停稳，等客人下了车，又帮着把客人的行李提到了站口。

“好，你的车钱。”

“谢谢客官。您慢走，一路顺风。”

“谢了。”

看着这位客人提起行李箱起身要走，任长兴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，“先生，麻烦请问现在是几点了。”

客人用有些疑惑的眼神地看了看任长兴，不过还是掏出怀表看了时间，说，“十点半了。”

“十点半了…好，谢谢，您慢走…”任长兴自己一个人喃喃着。

话说后来他还真去过怀宁巷79号。那是栋上海随处可见的老房子，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屋檐下面。来开门的人听任长兴是仲先生介绍的，还算是有谨慎的热情，只在门口打量了他一番，就把他请上了二层的阁楼房间。房间不大，一张单人床，铺得还算整齐，一张木书桌，占了房间绝大部分的空间。书桌背后是一张上海市的详细地图，上面红色的圈圈点点很是醒目。那人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，脸颊刮得十分干净，衬衣齐齐地束在腰带里面，自我介绍说是林书记，完了就自顾自地在书桌后面坐下了。房间里面就这一把椅子，这位林书记也没请任长兴坐到床面上，任长兴就只得挑了个相对舒服的姿势，站在狭小房间的中间，等他说话。

林书记从桌上的文档里抽出一本工作手册，又从衬衣口袋拔出笔来，翻到手册的最末一页一边写着一边问道，“想加入革命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怎么认识仲先生的？”

“那天他发传单给我，我们就认识了。他说让我来这里。”任长兴有意略去了拉人力车偶遇的细节。

“嗯。姓名年龄？”

“任长兴，今年二十三岁。”

“干什么的啊？”

“我是…拉人力车的。”虽然有几分不情愿，任长兴还是实话实说了。

“家里什么背景？”

“我母亲早逝，父亲原来在工厂里工作，得了病也被请退了，一直在家，我就出来拉车，拉了有些年头了，上个星期仲先生…”

“好好好了，”林书记似乎没有太大的耐心听任长兴讲下去，打断他说，“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认识啊？”

“无产阶级？…”任长兴有些支吾。

“对啊，无产阶级。”林书记这才抬起头来，停下笔望着任长兴，突然显得很有耐心地等他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这个…我说不上来。”

“这样嘛…”听任长兴说答不上来，林书记撂下手中的笔，随手把记录的手册翻拢上，站了起来，椅子拖过木板的地面，发出几乎尖锐的摩擦声。他双手插腰低头盯着桌面，眉宇似乎有些紧锁。这个沉默近乎得无法忍受，任长兴仿佛都听到楼下厨房里食物下锅和天井里婴孩哭闹的声音。终于，林书记又重新打开工作手册，前后翻寻了一番，然后突然像是灵光一闪地抬头问道，

“你刚才说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个人力车夫。”

“嗯，人力车夫…”林书记自言自语地重复着，仿佛饶有所思，“这样吧，为了加深你对无产阶级的认识，也是考察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，组织决定要先考验你。”

“考验？”

“是的！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革命任务，事关许多革命同志的生死，乃至近期革命的成败，组织决定把它交给你，你有信心完成吗？”

“有！”大任在肩，任长兴回答得异常干脆。

“好！”林书记这一声先抑后扬，中气浑厚，任长兴听得不由越发受鼓舞。他又上前一步，有力地拍了拍任长兴的肩膀，补充道，“好，革命的阵线今天又多了一位新战士。”

林书记布置给任长兴的任务其实也算不上多难。任务的大意是说上海市防卫处的张处长要与美国人谈购一笔军火，来加强市内的防卫力量，这军火要是谈成了，恐怕是对革命人士大大不利。要与美国人谈生意，张处长本人却不会讲洋文，于是外办处讲得一口流利英文的吴秘书就成了谈判的关键人物。任长兴的任务就是在外办处把要去做翻译的吴秘书拉上车，带到南山弄，接下来的事情——按林书记的话说，就不需任长兴操心了。

谈判是在正午午餐的时间，任长兴在火车站送完那位出城的客人，算足一个小时，就早早赶到外办处对街等候了。约摸只过了一袋烟的工夫，任长兴就看见吴秘书从外办处大门走了出来了。任长兴从未见过吴秘书，可是与他个子一般高的读书人，右耳根处又有一颗痣的，却绝对是凤毛麟角。吴秘书一副西服的装束，手臂下夹了个黑色的公文包，见视线所及里就任长兴一部人力车，就在马路对面扬手招呼任长兴过去。

“去上海饭店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吴秘书上了车，任长兴就蹬腿跑起来。这一切来得如此轻松容易，任长兴自己都忍不住有些狐疑了，这就是革命任务吗。前面不远就是南山弄——也许第一项任务总都不是很难的吧——可是不是说是考验吗，考验对无产阶级的忠诚，但这只是我每天都做的事情啊。

然而也真没由得任长兴多想，车子就已经到了南山弄口，任长兴往顺手边一拐，车就进了巷子里了。

“怎么走这里啊？”车上的吴秘书突然提高声音问道。

“小弄堂，近路啊。”任长兴搪塞说。

“我不赶时间，”听车夫这么说，吴秘书也没起疑，只说，“过了这个弄堂改回大路好了。”

没等任长兴能答应吴秘书，却有三个男子从路旁闪身出来，拦在了人力车的去路上，中间的男子伸手示意让任长兴停车。

“怎么停了？”吴秘书在车里问。

任长兴虽早知道这个布局，却仍解释不清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，于是也没作回答，只往侧里挪了一步，把三个拦路的男子让给吴秘书自己看。只见那三个男子都是对襟的布衣，军裤布鞋，戴低檐的帽子，脸半隐半现在帽子的阴影里。其中刚才伸手拦车的男子开口道，“我们无意冒犯，只是想请吴秘书掉头回外办处去。给张处长翻译这一桩事今天就不要做了。”

吴秘书没有立马回答，只是就坐在车里，想是在估摸这群人的来路。任长兴怕被看出他与拦路人是一道的破绽，也就只呆站在那里，没有敢回头去探量吴秘书此时的表情。过了些许，只听车里的吴秘书清了清嗓子，语气颇为镇定地说，“我要是不肯回头呢？”

三个男子听他态度强硬，不禁有些吃惊，只有带头的男子还算沉着，回应说，“那我们怕是要强请了”，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搭到腰间，感情是有把手枪别在那里了。旁边的两个男子见状，也纷纷作出同样的姿态来。

“噢。”吴秘书的语调听上去有些难以置信，头却低下去了，一手支在公文包上托着额头，好像十分为难却又英雄气短，在这境地下不得不退步的样子。带头男子见形势有转，也松了刚才剑拔弩张的架势，说，“只要吴秘书肯配合，我们绝不伤您分毫”，想是要给他一个台阶下。

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三人稍为缓和之际，吴秘书已一个剑步从车里跃到任长兴身边，手中握着刚从公文包里抽出的一柄手枪，直挺挺抵住了任长兴的天灵盖！

这一变故显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三个男子被震得连退几步。任长兴被吴秘书拽在身前，又用手枪顶着，反而是不敢妄动分毫。

“你们都闪开！”

“好…好。”

“你们都滚回去！让他带我过去。”吴秘书坚持道。

“好好。”三个人把手掌摊在空中，小心退了几步，却又停住了。

“我让你们都滚回去！你们杵在这里做什么！”吴秘书见他们不如预计的四下退开，声音也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。

“好好。”

“你听见没有！”

吴秘书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三个人却没有再后退的意思了，带头的那个说，“吴秘书，我们可以商量的嘛”，一面反而小心翼翼地向前探了一步。

“商量什么！”吴秘书的这一吼更暴躁了，“你们都滚开！”

“我们没有恶意的。”男子又向前挪了一步。

“我不管，滚！”

“吴秘书…”

“还不给我滚，我要开枪了！”

“我们真的…”

“砰”一声枪响。这一枪，是吴秘书朝天开的，想以此吓退步步紧逼的带头男子。想不到这突然的枪响，把这场面下的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，都摄住了。任长兴和吴秘书一道望着枪口子弹射出去的方向出神。两个随从的拦路人也下意识地贴到巷子边的墙上，不敢动弹。还是带头的男子反应最快，吼说，“开枪！”一边就地一滚，顺势从腰间拔出枪来，扣动扳机，一颗子弹射向吴秘书！

不知道是枪响的这一秒钟，还是之后的那一秒钟，竟显得异乎寻常的漫长。任长兴只依稀记得，还在出神之际的吴秘书，听得这一声吼，虽仍来不及回头，但还是下意识地把任长兴扯到了身前，挡这一发子弹。“砰。”任长兴也分不清这是子弹出膛的声音，还是自己中枪倒地的声音了。他只觉得有一颗冷冷的硬物从他的胸膛穿入，但是疼痛也只是一瞬间的——他想，他是要死了。

然而，这个念头在任长兴脑海中也只停留了一瞬间。他突然想起很多事情来。他想起第一次在雷雨天出车，那年他十四岁。他想起那掌掴他的胖警察。他想起那天从怀宁巷79号出来，林秘书送别他说，“多多保重，圆满完成任务。”任长兴笑了。

恍惚之际，又有几声枪响，震动传到地上听得异常清楚。好像又有人倒下了，却分不清是敌是友。任长兴仿佛又看到遇到仲先生的那天，传单纷扬着从咖啡馆的二楼飞向街面——一叶叶雪白映在一片鲜红之中，喧哗又寂静。

之后，巷子里的枪声断了，安静了一阵，然后又听得散乱的脚步声，越跑越远。任长兴最后记起在学校读书时学的一句唐诗来，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。他显然还记得很真切。然而这是为什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了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新中国成立。

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，人民英雄纪念碑立。碑题：

“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
三十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名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
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“

——作者按